日前，北京朝阳区开始执行对部分闯红灯的行人罚款10元的处罚，目的之一是要遏制“不看红绿灯，凑一堆人就走”的“中国式过马路”行为。有人对罚款依据不解，对此，北京市交管部门回应，“闯红灯罚款10元并非新规”，北京市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的地方立法，对有违反交通信号、未走人行道或者未按照规定靠路边行走等十种行为的行人，处10元罚款。

从报道看，警方的回应和朝阳区的做法都存有诸多疑问。既然早有规定，为何不执行？长达8年，有法不依，警方是否有不作为的嫌疑。另外，对部分闯红灯的人罚款，意味着部分人不受罚，这种做法是不是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。而朝阳区闯红灯可能受罚，北京其他的区县就没事，地方法规在其行政区划内的普适性何在？

在这一系列的疑问中，人们看到了现实执法活动与法治原则的诸多矛盾与冲突。这些矛盾与冲突如果不能得到解决，执法过程就会不断消解和扭曲法律的本意。一个早已存在的法律默默无闻了很多年，突然有一天被严格执行，这种新闻并不鲜见。此前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北京施行买刀实名制，最终的解释主要也是执行老规定。这些做法都暴露了执法活动的阶段性和随意性。任何一部法律在颁布时，都明确写明什么时间通过，什么时间实施。法律从其颁布实施的那天开始，严格的执法活动就应当开始，不应具有阶段性和随意性。

现实中，立法与执法脱节的现象时常发生，表现在两方面：一是一些法不责众的领域，立法很难落实。比如行人闯红灯罚款。由于不能违法必究，必然造成有些人受罚，有些人不受罚。这种执法虽有法律依据，但不能普适，缺乏公平，所以很难服众。二是用“运动式执法”的方式替代法律的常态化，根据一时需要决定执不执法以及怎样执法。这种模式虽能一时奏效，结果却总是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由于这种执法具有时段性和选择性，虽有法律依据，但不能做到违法必究，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其公正性与权威性也是有瑕疵的。

事实上，人们很难从立法中直接体会到公正，却可从执法活动中直接体会公正。如果执法不能始终如一，具有时间和对象上的选择性，整个社会就没办法建立真正的公正。所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需要从执法入手。法不在多而在严，唯有如此才能令行禁止，使整个社会走向法治的正途。